姜太公的《六韬》里，说到天陈、地陈、人陈、云鸟之陈。《论语·卫灵公》里说；“卫灵公问陈於孔子。”《左传·桓公五年》里有“为鱼丽之陈”的话。一般的流传俗本大多数是将以上几个“陈”字，写作“β”偏旁加上“车乘”的“车”即“阵”字。据考查，表示各种军队陈列队伍的“陈”，都写作“陈、郑”的“陈”字。所以叫行陈，是取义於陈列，将“陈”写作“阵”，这在六书中属於假借法。《仓颉篇》、《尔雅》和近代的字书，“陈”都没有写成别的字。
“也”字是用在语句末尾做语气词或在句中做助词，文章典籍常用这个字。北方的经书传本中大都省略“也”字，而其中有的“也”字是不能省略的，比如像“伯也执殳”，“於旅也语”，“回也屡空”，“风，风也，教也，”以及《毛诗传》说：“不戢，戢也；不傩，傩也。”“不多，多也。”诸如此类的句子，倘若省略了“也”字，就成了废文缺文了。《诗·郑风·子衿》有“青青子衿”之句，《毛诗传》解释说：“青衿，青领也，学子之服。”据考证：在古代，斜的领子下面连著衣襟，所以将领子称作“衿”。孙炎、郭璞注解《尔雅》、曹大家班昭注解《列女传》，都说：“衿，交领也。”邺下的《诗经》传本，就没有“也”字，许多儒生因而错误地认为“青衿，育领，是指衣服的两个部分的名称，都用‘青’字来形容。”这样理解“青青”两个字，实际上是大错特错。还有一些平庸的学子，听说《诗经》传注中常要补上“也”字，就随意添补，常常补充的不是地方，实在是可笑。
《后汉书·酷吏传》记载：“酷吏樊晔为天水郡太守，凉州人给他编了首歌说：‘宁见乳虎穴，不入冀府寺。”’江南的《后汉书》底本和副本，都将“穴”字误写成“六”字，有些学者沿袭了这个错误，而不觉察。其实，虎豹住在洞穴中，这是很明显的事情，所以班超说：“不探虎穴，安得虎子？”怎么会去计量乳虎是六个还是七个呢？
有位客人责难我说：“现在经典中对文字的解释，你认为有很多错误，而《说文解字》对文字的解释，你认为都是正确的，这样的话，那么许慎比孔子高明吗？”我拍拿大笑，回答说：“现在的经典都是孔子的手迹吗？”客人反问道；“现在的《说文解字》都是许慎的手迹吗？”我回答说；“许慎根据六书来分析字形解释字义，将文字控部首分类，使文字的形、音、义准确无误，即使错了的，也能准确发现错在何处。孔子校订经书，只保存经文的大义宗旨，而不推究文字。以前的学者尚且还用改变字形的办法来附会文意，至於流传抄写过程中的错误就更多了。除非像《左传》中认为武字是由‘止’‘戈’组成，‘正’字反过来就是‘乏’，‘蛊’字是由‘皿’‘虫’组成，‘亥’字是由‘二’和‘六’组成，像这样对文字的分析解释，后人已无法随意改变，又怎么敢用《说文解字》去考订这种说法的是非呢？同时，我也不认为《说文解字》是完全正确的，书中引用的典籍原文，如果与现在通行的典籍有出入，我也不敢盲从。例如：司马相如的《封禅书》说：‘导一茎六穗於皰，牺双角共抵之兽。’这句话中的‘导’是选择的意思，光武帝下诏书说：‘非徒有豫养导泽之劳。’其中的‘导’字也是选择的意思。而《说文解字》却解释说：‘是禾名’。并且引用了《封禅书》作为例证；也许有一种谷物名叫‘道，但并不是司马相如《封禅书》中的‘导’字。如果按照许慎的理解，‘禾一茎六穗於皰’难道还成为一句话吗？即使司马相如天生愚蠢，生硬地写出这句话，那么下句就不应该是‘牺双角共抵之兽’，而应该是‘麟双角共抵之兽’，以此求得上下名词义、词性的对应。我曾经笑话许慎是个纯粹的书生不了解文章的体裁，像这一类的引证，就不足以遵从信服。我大致信服《说文解字》对文字的解说。书中将文字按部首排列，分析字的形体，探求字的本义，郑玄注释经书，常常引证《说文解字》作为论据；如果不相信许慎的学说，就稀里糊涂，不知道一点一划有什么意义。”
书证篇原文
太公《六韬》，有天陈、地陈、人陈、云鸟之陈。《论语》曰：“卫灵公问陈於孔子。”《左传》：“为鱼丽之陈。”俗本多作“阜”旁车乘之“车”。案诸陈队，并作陈、郑之“陈”。夫行陈之义，取於陈列耳，此“六书”为假借也。《苍》、《雅》及近世字书，皆无别字，唯王羲之《小学章》独“阜”旁作“车”。纵复俗行，不宜追改《六韬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左传》也。
“也”是语已及助句之辞，文籍备有之矣。河北经传，悉略此字。其间字有不可得无者。至如“伯也执殳”，“於旅也语”，“回也屡空”心，“风，风也，教也”，及《诗传》云“不戢，我也；不傩，傩也”，“不多，多也”如斯之类，傥削此文，颇成废阙。《诗》言：“青青子衿”，《传》曰：“青衿，青领也，学子之服。”按古者斜领下连於衿，故谓领为衿，孙炎、郭璞注《尔雅》，曹大家注《列女传》，并云：“衿，交领也。”邺下《诗》本既无“也”字，群儒固谬说云：“青衿、青领，是衣两处之名，皆以青为饰。”用释“青青”二字，其失大矣。又有俗学，闻经、传中时须“也”字，辄以意加之，每不得所，益成可笑。
《后汉书》：“酷吏樊晔为天水太守，凉州为之歌曰：‘宁见乳虎穴，不入冀府寺，”而江南书本“穴”皆误作“六”，学士因循，迷而不寐。夫虎豹穴居，事之较者，所以班超云：“不探虎穴，安得虎子？”宁当论其六七耶？
客有难主人曰：“今之经典，子皆谓非，《说文》所言，子皆云是，然则许慎胜孔子乎？”主人拊掌大笑，应之曰：“今之经典，皆孔子手迹耶？”客曰：“今之《说文》，皆许慎手迹乎？”答曰：“许慎检以六文，贯以部分，使不得误，误则觉之。孔子存其义而不论其文也。先儒尚得改文从意，何况书写流传邓？必如《左传》止戈为武，反正为乏，虫为蛊，亥有二首六身之类，后人自不得辄改也，安敢以《说文》校其是非哉？且馀亦不专以《说文》为是也，其有援引经传，与今乖者，未之敢从。又相如《封禅书》曰：‘导一茎六穗于扈，牺双解共抵之兽，此导训择，光武诏云：‘非徒有豫养导择之劳，是也。而《说文》云：‘道是禾名。’引《封禅书》为证；无妨自当有禾名道，非相如所用也。‘禾一茎六穗于扈，’岂成文乎？纵使相如天才鄙拙，强为此语，则下句当云‘麟双角共抵之兽，’不得云牺也。吾尝笑许纯儒，不达文章之体，如此之流，不足凭信，大抵服其为书，隐括有条例，剖析穷根源，郑玄注书，往往引以为证；若不信其说，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，有何意焉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