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祭鳄鱼文》，《韩昌黎文集校注》中原名《鳄鱼文》，但在《古文观止》中，则用此篇名。这是由于不少论者认为这是一篇祭文，或是一篇对鳄鱼的檄文。因此自觉不自觉地将《鳄鱼文》写成《祭鳄鱼文》或《驱鳄鱼文》。（陈新璋《也谈韩愈驱鳄及其“鳄鱼文”》）
公元819年（唐宪宗元和十四年），韩愈因谏迎佛骨，触怒了唐宪宗，几乎被杀，幸亏裴度救援才被贬为潮州刺史。据《新唐书·韩愈传》说，韩愈刚到潮州，就听说境内的恶溪中有鳄鱼为害，把附近百姓的牲口都吃光了。于是写下了这篇《祭鳄鱼文》，劝戒鳄鱼搬迁。不久，恶溪之水西迁六十里，潮州境内永远消除了鳄鱼之患。这一传说固然不可信，但这篇文章仍不失为佳作，体现了韩愈为民除害的思想；文章虽然短小，却义正词严，跌宕有力。又，一般祭文的内容都是哀悼或祷祝，此文却实为檄文，如兴问罪之师，这也是韩愈为文的大胆之处。正如曾国藩所评：“文气似司马相如《谕巴蜀檄》，但彼以雄深胜，此以矫健胜。”
《旧唐书·韩愈传》载：“初，愈至潮阳，既视事，询吏民疾苦，皆曰：“郡西湫（深潭也）水有鳄鱼，卵而化，长数丈，食民畜产将尽，于是民贫。居数日，愈往视之，令判官秦济炮一豚一羊，投之湫水，咒之。……咒之夕，有暴风雷起于湫中。数日，湫水尽涸，徙于旧湫西六十里。自是无鳄患。”正是这一百来字的记述，加上韩愈的《鳄鱼文》，就在“韩愈驱鳄”这件事上，千百年来引发了学人几无穷期的纷争，历来褒贬不一。褒之最高的，当推苏东坡，贬之最低的，应是王安石。
许多文人学士对韩愈驱鳄称颂备至。苏东坡在韩碑上赞扬韩愈：“约束鲛鳄如驱羊”， “能驯鳄鱼之暴”。明宜德年间潮州知府王源《增修韩祠之记》中称颂韩愈“存恤孤茕，逐远恶物”。清代楚州人周玉衡则在《谒韩文公祠》诗中说：“驱鳄文章非异术，化民诗礼亦丹心”。至于潮州的民众与学人则更抱赞赏与感激的态度。因此，驱鳄行动成为宋代以后潮人尊韩的一项重要内容。清乾隆间人李调元在《题韩祠诗》中写道：“官吏尚镌鹦鹉字，儿童能诵鳄鱼文。”
王安石在《送潮州吕使君》诗中告诫当时的潮州太守吕说：“不必移鳄鱼，诡怪以疑民。”后世批判审问者很多，言辞越发激烈。胡他的《白话文学史》中指出：“鳄鱼远徙六十里的神语，是韩愈自造的。”1979年，吴世昌则在《重新评价历史人物--试论韩愈其人》中评说《鳄鱼文》“真是中国文学史上弄虚作假、欺世盗名的一篇杰作，这样的神话实在编得拙劣可笑，无聊之极”。郭朋在《隋唐佛教》中甚至说韩愈“堂堂一代大儒、朝廷命宫，竟把一种浑浑噩噩的野生动物，当成谈判的对象。要同他们进行‘谈判’已经是愚不可及了，而最后那种‘选材技吏民，操强弓毒矢’的劲头，简直就是古代中国的‘堂·吉诃德’了！”
祭鳄鱼文原文
维年月日，潮州刺史韩愈使军事衙推秦济，以羊一、猪一，投恶溪之潭水，以与鳄鱼食，而告之曰：
昔先王既有天下，列山泽，罔绳擉刃，以除虫蛇恶物为民害者，驱而出之四海之外。及后王德薄，不能远有，则江汉之间，尚皆弃之以与蛮、夷、楚、越；况潮岭海之间，去京师万里哉！鳄鱼之涵淹卵育于此，亦固其所。今天子嗣唐位，神圣慈武，四海之外，六合之内，皆抚而有之；况禹迹所揜，扬州之近地，刺史、县令之所治，出贡赋以供天地宗庙百神之祀之壤者哉？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。
刺史受天子命，守此土，治此民，而鳄鱼睅然不安溪潭，据处食民畜、熊、豕、鹿、獐，以肥其身，以种其子孙；与刺史亢拒，争为长雄；刺史虽驽弱，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，伈伈睍睍，为民吏羞，以偷活于此邪！且承天子命以来为吏，固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。
鳄鱼有知，其听刺史言：潮之州，大海在其南，鲸、鹏之大，虾、蟹之细，无不归容，以生以食，鳄鱼朝发而夕至也。今与鳄鱼约：尽三日，其率丑类南徙于海，以避天子之命吏；三日不能，至五日；五日不能，至七日；七日不能，是终不肯徙也。是不有刺史、听从其言也；不然，则是鳄鱼冥顽不灵，刺史虽有言，不闻不知也。夫傲天子之命吏，不听其言，不徙以避之，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，皆可杀。刺史则选材技吏民，操强弓毒矢，以与鳄鱼从事，必尽杀乃止。其无悔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