孔子也说过类似的话：“可与言而不与之言，失人；不可与之言而与之言，失言。知者不失人，亦不失言。”（《论语•卫灵公》）
同样是该．不该说话的问题，在孔子那里还只是“失”，属于智与不智的范畴。可是，到了孟子这里就成了“话”，属于仁与不仁的范畴了。
这是有时代发展因素在内的。
孟子时代，游说风起。“展开谈天说地。，来诱拿云捉雾人”摇唇鼓舌之士，心术隐伏，欺世盗名，无异于窃人财物。孟子因此而深恶痛绝，斥之为钻洞爬墙的贼，与孔子所谴责的色厉内荏者一样了。（子曰：“色厉而内荏，譬诸小人，其犹穿窬之盗也与？”）
口是祸之门，舌是斩身刀。
说与不说，颇费斟酌，弄不好，进退不是人。所以，还是东方朔那‘非有先生”的四个字深中肯綮，道出了千古尴尬——
“谈何容易”。
这是从“说”的一方面来看。而我们既然知道当不当说有这些讲究，知道有这种通过语言和沉默来套取人的“穿窬之类”存在，那我们就应该知道，这种“穿窬之类”的言语之盗很可能就在我们的身边，在我们的周围活动着，一有机会，就干那钻洞爬墙的勾当，钻你语言的洞，爬你思想的墙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，严防这种专门以语言和沉默为手段来套取，诱惑你的贼。比如说，当有人居心叵测地来和你套近乎，冠冕堂皇地来找你“谈话”时，你就一定要警惕：是不是那“穿窬之类”皮笑肉不笑地向你走过来了呢？
第三十一节原文
孟子曰：“人皆有所不忍，达之于其所忍，仁也；人皆有所不为，达之于其所为，义也。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，而仁不可胜用也；人能充无穿逾之心，而义不可胜用也。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，无所往而不为义也。士未可以言而言，是以言餂之也；可以言而不言，是以不言餂之也，是皆穿逾之类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