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篇的中心思想就是要使国家长治久安，必须实行“无为而治”。汉初“文景之治”的出现，就是运用这一思想的结果。
秦王朝的残酷统治，几乎耗尽了民众的脂膏，接着又是长达七年遍及中原大地的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，田园遭践踏，庐舍被焚毁，“使天下之民，肝脑涂地，父子暴骨中野，不可胜数，哭泣之声未绝，伤夷者未起”。经济残破，人口锐减，人民贫穷到了极点，封建国家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。“民无盖藏，自天子不能具钧驷，而将相或乘牛车”，刘邦及其文臣武将，大多出身于社会下层，对民众的疾苦，有着较深切的感受。他们作为农民军的领袖，转战南北，亲眼目睹了强大一时的秦王朝土崩瓦解的全过程，对秦朝灭亡有着极深的感触。因此，在汉朝建立后，调整统治政策，选取黄老思想作为统治思想。曹参任齐相时，“其治要用黄老术”，“大称贤相”。萧何死后，曹参继任汉朝相国，在全国提倡黄老之学。汉文帝、汉景帝等人，都笃信黄老之术，使汉初六十多年形成了在黄老思想指导下的黄老政治。其核心内容是轻摇、薄赋、节俭、省刑，无为而治，与民休息。
汉初两次下令免奴婢为庶人，使相当数量的奴婢获得自由。刘邦还下达了“故秦苑囿园池，令民得田之”和“复故爵田宅”的诏令，增加了劳动力，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。汉初赋税和徭役同秦朝比，减轻了许多。从高帝到文、景，田租、口赋、算赋逐年减轻，甚至有时全部免掉。汉初的摇役，
规模小，又有节制，从不超期，从而给劳动人民提供了较充足的劳动时间，对社会的安定也起了重要作用。废除秦朝的严刑苛法，劝课农桑，文帝多次指出农为“天下之大本”，“民所恃以生”，“道民之路，在于务农”，因此多次下诏劝课农桑。同时，文、景等皇帝以身作则，大力提倡节俭之风，认为“雕文刻镂，伤农事者也；锦绣纂组，害女红者也。农事伤则饥之本也，女红害则寒之原也。”
汉初无为而治、休养生息的政策，使社会经济很快走上了复苏之路。“孝惠、高后之间，衣食滋殖”，“及孝文即位，躬修玄默，劝趣农桑，减省租赋。而将相皆旧功臣，少文多质，惩恶亡秦之政，议论务在宽厚，耻言人之过失，化行天下，告讦之俗易。吏安其官，民乐其业，蓄积岁增，户口寝室。风流笃厚，禁网疏阔”，出现了一派和平安宁兴旺的景象。
文启原文
文王问太公曰：“圣人何守？”
太公曰：“何忧何啬，万物皆得。政之所施，莫知其化；时之所在，莫知其移。圣人守此而万物化，何穷之有，终而复始。优而游之，展转求之；求而得之，不可不藏；既以藏之，不可不行；既以行之，勿复明之。夫天地不自明，故能长生；圣人不自明，故能明彰。
“古之圣人聚人而为家，聚家而为国，聚国而为天下；分封贤人以为万国，命之曰大纪。陈其政教，顺其民俗；群曲化直，变于形容；万国不通，各乐其所；人爱其上，命之曰大定。呜呼！圣人务静之，贤人务正之，愚人不能正，故与人争；上劳则刑繁，刑繁则民忧，民忧则流亡。上下不安其生，累世不休，命之曰大失。
“天下之人如流水，障之则止。启之则行，静之则清。呜呼！神哉！圣人见其所始，则知其所终。”
文王曰：“静之奈何？”
太公曰：“天有常形，民有常生，与天下共其生而天静矣。太上因之，其次化之。夫民化而从政，是以天无为而成事，民无与而自富，此圣人之德也。”文王曰：“公言乃协予怀，夙夜念之不忘，以用为常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