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道德至上的中国，清高的言行必然会带来美誉，道德上的作秀充斥官场。于是乎众多善于作秀的政客，鱼目混珠、虚伪的扮起道德完人的角色。其实在政治上最要不得的就是清高和矫情，政治的标准是功利和实效，而清高之人忙于一些虚的东西而损害了实际的效用，表面一套，背后一套，虚伪透顶，影响的是事情的效率和国家的利益。
大厦将倾时的晚清清议派标榜民族大义，自命清亮气节，对外国一律排斥，而且敌视对外折冲樽俎、变通妥协，对内变法自强、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改革派，结果刚毅等清议派与慈禧太后竟然与义和团结合在一起，固步自封、盲目排外，最终导致旷世外辱、仓皇西逃。他们只能代表历史的落后势力、是文明的倒退，对国家的富强毫无补益。而当时的进步势力是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等务实派、洋务派，他们认为徐图自强、学习他国、改革开放者是利国利民的当务之急，而那些毫无头脑、标榜节义、自作高尚的清议派，却是政治上幼稚、事功上祸国殃民的倒退落后势力。
齐人见田骈原文
齐人见田骈，曰：“闻先生高议，设为不宦，而愿为役。”田骈曰：“子何闻之?”对曰：“臣闻之邻人之女。”田骈曰：“何谓也?”对曰：“臣邻人之女，设为不嫁，行年三十而有七子，不嫁则不嫁，然嫁过毕矣。今先生设为不宦，訾养千钟，徒百人，不宦则然矣，而富过毕也。”田子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