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一首具有史诗性质的颂诗，当是周王朝贵族为歌颂自己祖先的功德、为宣扬自己王朝的开国历史而作。它与《大雅》中的《生民》、《公刘》、《緜》、《皇矣》、《文王》诸篇相联缀，俨然形成一组开国史诗。从始祖后稷诞生、经营农业，公刘迁豳，太王（古公亶父）迁岐，王季继续发展，文王伐密、伐崇，直到武王克商灭纣，可以说是把每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写到了，所以研究者多把它们看作一组周国史诗，只是《诗经》的编者没有把它们按世次编辑在一起，而打乱次序分编在各处。此篇先写王季受天命、娶太任、生文王，再写文王娶太姒、生武王，最后写到武王在姜太公辅佐下一举灭殷的史实，是上述一组开国史诗中的有机组成部分，可算是这组史诗的最后一篇。《毛诗序》说：“《大明》，文王有明德，故天复命武王也。”意思当然是对的，但说得抽象了些。朱熹《诗集传》说：“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诗。”说它和《文王》那篇一样，“追述文王之德，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，皆由于此，以戒成王。”这又太拘泥了。其实很难看出是周公所作，也很难看出有警戒成王的意思。总观这组六篇诗文，不过是周王朝统治者为歌颂祖先功德，追述开国历史的显赫罢了。
全诗八章。历代各家的分章稍有不同，这里是根据诗意确立的。第一、二、四、七章章六句，第三、五、六、八章章八句。排列起来，颇有参差错落之美。
首章先从赞叹皇天伟大、天命难测说起，以引出殷命将亡、周命将兴，是全诗的总纲。次章即歌颂王季娶了太任，推行德政。三章写文王降生，承受天命，因而“以受方国”。四章又说文王“天作之合”，得配佳偶。五章即写他于渭水之滨迎娶殷商帝乙之妹。六章说文王又娶太姒，生下武王。武王受天命而“燮伐大商”，与首章遥相照应。七章写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，敌军虽盛，而武王斗志更坚。最后一章写牧野之战的盛大，武王在姜尚辅佐之下一举灭殷。全诗时序井然，层次清楚，俨然是王季、文王、武王三代的发展史。
诗篇以“天命所佑”为中心思想，以王季、文王、武王三代相继为基本线索，集中突现了周部族这三代祖先的盛德。其中，武王灭商，是此诗最集中、最突出要表现的重大历史事件，写王季、太任、文王、太姒，不过是说明周家奕世积功累仁，天命所佑，所以武王才克商代殷而立天下。所以，诗人著笔，历述婚媾，皆天作之合，圣德相配。武王克商，也是上应天命、中承祖德、下合四方的。因此，尽管诗意变幻不已，其中心意旨是非常清楚的。全诗虽然笼罩着祀神的宗教气氛和君权神授的神学色彩，其内在的历史真实性一面，还是有认识价值的。
这是一首叙事诗，但它并不平铺直叙地叙事。其中，既有情势的烘托，也有景象的渲染。文王两次迎亲的描述，生动具体；牧野之战的描绘，更显得有声有色。“牧野洋洋，檀车煌煌，驷騵彭彭”一连三个排比句子，真可谓把战争的威严、紧迫的气势给和盘托出了。“殷商之旅，其会如林”，虽然写出了敌军之盛，但相比之下，武王的三句誓师，更显得坚强和有力。“维师尚父，时维鹰扬”，虽然仅仅描写了一句，也似乎让人看到了姜太公的雄武英姿。至于它有详有略、前呼后应的表现手法，更使诗篇避免了平铺、呆板和单调，给人以跌宕起伏、气势恢宏而重点突出的感觉。这些，在艺术上都是可取的。诗中的“小心翼翼”、“天作之合”等句也早已成为著名的成语，在现代汉语中仍有很强的活力。
大明原文
明明在下，赫赫在上。天难忱斯，不易维王。天位殷适，使不挟四方。
挚仲氏任，自彼殷商，来嫁于周，曰嫔于京。乃及王季，维德之行。
大任有身，生此文王。维此文王，小心翼翼。昭事上帝，聿怀多福。厥德不回，以受方国。
天监在下，有命既集。文王初载，天作之合。在洽之阳，在渭之涘。
文王嘉止，大邦有子。大邦有子，伣天之妹。文定厥祥，亲迎于渭。造舟为梁，不显其光。
有命自天，命此文王。于周于京，缵女维莘。长子维行，笃生武王。保右命尔，燮伐大商。
殷商之旅，其会如林。矢于牧野，维予侯兴。上帝临女，无贰尔心。
牧野洋洋，檀车煌煌，驷騵彭彭。维师尚父，时维鹰扬。凉彼武王，肆伐大商，会朝清明。